日本趨勢策略大師大前研一於去年(2006)在日本出版「M型社會」一書,立即引起廣泛的討論,不出一年的時間即成為了檢驗現代社會的重要標竿。在台灣,似乎已有許多人認同了「M型社會」的來臨。因近年來台灣的一般薪水階級收入原地踏步,可是油價節節上升,日常生活必需品價格不斷上漲,子女的教育與養育成本更是令人吃不消,愈來愈多人自認為是所謂的「近貧階級」(near poor),如果因就業不穩定乃至於失業,還可能成為「新貧階級」(new poor)。可是在另一方面,看到政府標售土地而不時有業者喊出了天價,高額建案接二連三的推出,每坪百萬元以上總價億元的豪宅紛紛跟進,精品旗鑑店一家比一家大,瘋狂搶購時髦精品更令人咋舌,好像進入了另一個國度。
這樣的矛盾與錯亂還不止於此,當我們從報紙中抽出豪宅推案或新上市奢侈精品的大幅廣告夾頁時,赫然發現攤在面前的報紙圖片,內容是一樁樁的家庭悲劇…。去年有一碗麵的故事,母親重病臥床,三個小孩分食一碗麵,還想辦法帶回給媽媽吃;今年在尖石鄉有「水密桃阿麼」,一個人挑起養育7名孫子女的責任…「一個台灣兩個世界」的相關報導在近年來已經司空見慣了,遑論關於積欠卡債與關廠歇業的報導!
大前研一很清楚地指出,日本在進入1990年代經濟即陷入衰退,中產階級逐漸消失,其中大部分流向中下階級(年收入在600萬日圓以下的中下階級占總人口八成),形成左右兩端高峰而中間相對低落的M型社會。何以會導致「失去的十年」經濟衰退現象而另中產階級逐漸消失呢?大前研一認為是政府弄錯了因應策略。因日本政府眼裡只認識舊型態的經濟,把不具實際效用的財政支出、增加貨幣供給、調降利率等,當成了提升景氣的對策;十年下來,日本仍然呈現著通貨緊縮的現象。簡單地說,1985年之後國際「新經濟」逐漸形成,加上日本國內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,所面臨的經濟「衰退」其實不同於過去的樣態。但日本政府卻以「傳統」手段來提昇景氣,而沒有注意到打破國界的新經濟浪潮所呈現出來的現象。
大前認為日本經濟會呈現所謂的「衰退」,乃因為經濟無國界化與數位經濟所形成的價格正常化(例如過去高價位的數位產品,功能不斷在提升,價格卻節節下滑),日本政府忽視了經濟全球化的特質,仍沿用過去的作法試圖提振景氣,既不能吸引眾多的老人人口,將其豐厚的儲蓄投入市場;同時企業界為了節省成本支出而大量僱用非專職人員,尤其對不需升遷且雇用時期較短的契約雇用模式情有獨鍾,使得薪水階級原地踏步甚至呈現倒退!結果,合計中央與地方的債務、財政融資資金等,日本政府發行了超過一千兆日圓的公債。1992年之後的十年,在私部門工作者年收入在500-800萬日圓之中產階級比例下滑,400萬以下以及1200萬以上之收入者,比例卻略為增加,換言之,薪資階級在經濟長期衰退中逐漸兩極化,形成所謂的「M型社會」。
二、台灣的徵狀
若根據大前研一採用薪資水準作為M社會的主要分析依據,資料顯示,台灣過去十餘年間薪資平均水準雖有短暫波動,但並沒有像日本呈現長期衰退。根據主計處資料,工業與服務業每人每月薪資從1994年33,689元緩慢上升至2001年為42,042元,2002年略為下降至41,667元,然後又逐步上升為2006年的44,107元。製造業情形也相當類似,從1994年30,803元上升至2000年39,080元,2001-2002年下降分別為38,586元與38,565元,之後又回升至2006年的42,293元。從薪資水準的變化看不出所謂的「M型社會」,即便同時考量薪資上漲率與物價上漲率,實質薪資上漲率只在2001年(-1.01%)、2002年(-0.88%)和2005年(-0.24%)出現負值。這些數據並不足以說明台灣就是「M型社會」,然而我們也無法排除「M型社會」的可能,畢竟人們的實際感受是存在的。基於此,本文試圖找尋其他的指標來探討台灣的情形,以下乃根據官方既有相關統計來觀察,台灣是否存在促使中產階級下滑的相關徵兆?
1.失業與失業人口的特色
台灣地區在2006年之前,失業率維持在2%以下,2000年為2.99%,2001年躍昇至4.57%,2002年更達到 5.17%的高峰;從絕對數字觀之,2001年以來每年失業人口維持在40萬以上,2002年與2003年甚至超過50萬人。值得注意的,如果按教育程度(國中及以下、高中職、大專及以上)來區分,三個學歷類別的失業率在2000年時差別不大,均介於2.7%-3.4%之間,2001年開始往上衝,並於2002年失業率達到高峰後都開始呈現下降,可是大專及以上學歷者下降較不明顯,反而因為具有大專及以上學歷人數的增加[1],使得失業人數呈現增加的現象。如表一所示,失業率最高的2002年(4.28%)有12.8萬「大專及以上」失業人口,到2005年(4.01%)失業率雖然下降,失業人數卻增加至14.4萬人。至於「高中職」學歷與「國中及以下」學歷者從2002年以來失業人口數都是呈現下降的情形。如果失業人口按年齡來區分,15-24歲失業率從2001年以來都在10%以上,遠高於25-44歲(5%以下)以及45-64歲人口群(4%以下)。若細分25-50歲主要就業人口,失業率和年齡成反比,亦即25-29歲組失業率最高,依此類推,45-49歲組失業率最低。由於「大專及以上人口」是中產階級的主要來源,相較於其他較低學歷人口,雖然失業率目前不是最高,失業趨勢卻是最險峻的,首當其衝則為剛步出校園的年輕大專畢業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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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計
|
國中及以下
|
高中職
|
大專及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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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|||
年別
|
人數
|
%
|
人數
|
%
|
人數
|
%
|
人數
|
%
|
2001
|
450
|
4.57
|
164
|
4.71
|
182
|
5.12
|
104
|
3.72
|
2002
|
515
|
5.17
|
172
|
5.14
|
215
|
5.92
|
128
|
4.28
|
2003
|
503
|
4.99
|
167
|
5.17
|
207
|
5.60
|
129
|
4.09
|
2004
|
454
|
4.44
|
134
|
4.31
|
184
|
4.87
|
136
|
4.06
|
2005
|
428
|
4.13
|
113
|
3.76
|
171
|
4.54
|
144
|
4.01
|
因自殺或自傷死亡人數與死亡率近十年在台灣地區均呈現上升趨勢,如表二所示,1994年為第13位死因,死亡人數1,451人,每十萬人口死亡數為6.88;死亡人數於2002年開始衝破3千人,2006年台灣地區自殺死亡人數達4,406人,為國人第九大死因,每十萬人口死亡數為19.3人,佔死亡總人口3.3%,比去年成長0.2百分點,死亡年齡中位數則為46歲,低於其他九大死因死亡年齡(十大死因死亡年齡中位數為73歲)。如果針對15-64歲人口來分析,自殺死亡人數為1,410人,提升為第七大死因,佔死亡人數之4.6%,每十萬人口死亡率為26.3人。
表二 歷年自殺死亡人數與死亡率
年別
|
死因順位
|
死亡人數
|
每十萬人口死亡數
|
1994
|
13
|
1451
|
6.88
|
1995
|
11
|
1618
|
7.61
|
1996
|
11
|
1847
|
8.61
|
1997
|
10
|
2172
|
10.04
|
1998
|
10
|
2177
|
9.97
|
1999
|
9
|
2281
|
10.36
|
2000
|
9
|
2471
|
11.14
|
2001
|
9
|
2781
|
12.45
|
2002
|
9
|
3053
|
13.59
|
2003
|
9
|
3195
|
14.16
|
2004
|
9
|
3468
|
15.31
|
2005
|
9
|
4282
|
18.84
|
2006
|
9
|
4406
|
19.3
|
雖然台灣地區一般薪資水準尚未呈現下降的趨勢,如果我們檢視家庭儲蓄的變化,可以發現一些值得注意的變化。為了反映不同階級家戶的所得水準,需考量家戶的人口數,因此在區分家庭可支配所得五等分時,筆者所採用的是平均每戶每人的計算方式(詳後敘),依此來比較,可以發現1997、2001、2005年最窮的階級儲蓄金額呈現下降趨勢,從15萬餘減少到7萬8千;中產階級也是從36萬6千下降至30萬6千元;唯有最富有階級呈現上升但波動的情形,三個年份分別為82萬4千、91萬3千、88萬5千元(見圖一)。簡言之,近年來除了所得最高百分之20家庭,其餘的家庭儲蓄都在減少,對於所得偏低的家庭來說,由於生活負擔的加重使得儲蓄減少,符合政府「低收入戶」的可能性也會增加。
台灣地區之低收入戶與低收入人口,若視之為「貧戶」與「貧民」,兩者之比率相較於西歐國家均呈現偏低現象,但顯現逐年提升的趨勢。例如1995年台灣地區低收入戶比率與低收入人口比率分別為0.83%與0.54%,到社會救助法修正前,2004年底已分別上升至1.15%與0.9%。如果分開各地區觀之,早期以高雄市貧戶率最高,1996年(民國87年)之後因為「最低生活費標準」的計算方式統一,則以台北市成長最為明顯。2005年(民國94年)社會救助法修正採「三合一」門檻,台北市「貧戶率」與「貧民率」暫時呈現下降,隨即於次年回升;其他兩個地區則仍呈現增加趨勢,至2006年台北市、高雄市、台灣省貧戶率分別為1.43%、1.39%、與1.17%(見表三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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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省
|
台北市
|
高雄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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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別
|
貧戶數
|
貧戶率
|
貧戶數
|
貧戶率
|
貧戶數
|
貧戶率
|
1992
|
34,675
|
0.85
|
5,546
|
0.68
|
3,559
|
0.9
|